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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民极：中华经学的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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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本名《周官》，原有六篇，西汉武帝时期由河间献王从民间征得。这个民间本抄写于秦统一文字之前，与当时通行的“今文”有别，《周礼》因此被视为“古文”。《周礼》现存前五官都有一段序言性质的文字：“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这段文字被宋儒称为《周礼》“二十字总纲”。在这二十字中，“以为民极”是《周礼》的纲中之纲，更是中国经学精魂所在，体现了中国经学的经世致用精神。

“以为民极”的含义

什么是“以为民极”？郑玄解释说：“极，中也。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其所。”这个解释在今天看来有些模糊。唐人贾公彦疏说引《尚书·洪范》“皇建有其极”，指出：“其有中之道，庶民于之取中。”将“极”字说成抽象的“中之道”。此后学者大多以“中”释“极”，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中录有这段经文，并以按语的形式指出“极”有“标准”之义。

民极之“极”，无论训“中”还是训为“标准”，都不是“以为民极”之“极”的本义，而是由本义衍生出来的引申义。《说文·木部》说：“极，栋也。”又说：“栋，极也。”段玉裁说：“极者，谓屋至高之处。”可见“极”的本义是房屋栋梁之栋。“民极”，西周金文中有类似的用法，不过“极”字写作“亟”字：“王命毛伯更虢城公服，甹王位，作四方亟。”（班簋铭）“命汝亟一方，弘我邦我家。”（毛公鼎铭）“隹八月，辰在甲申。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令方彝铭）

《班簋铭》中的亟字为名词，《毛公鼎铭》中的亟字为动词。什么是亟一方、四方亟？《令方彝铭》对此做了明确说明。《班簋铭》中的“作四方亟”即《令方彝铭》中的“尹三事四方”。“亟一方”，就是主政一方；“作四方亟”就是担任管理四方的长官。主政一方称为一方之亟，显然这个“亟”是一种比喻：“作四方亟”“亟一方”就是为四方、为一方的栋梁，即为政四方、为政一方。栋为屋脊，是房屋的核心部分。同时，房屋为庇护之物。可见“亟”是繁体字“极”字的初文，是本源字；“极”为衍生的区别字。《班簋铭》中的“亟”字从三、人，人处在头顶二、脚履一的位置，是会意字，突出中间那个人“顶天立地”的地位。《周礼》中的“民亟”显然来源于西周金文中这种“四方亟”，民亟即民之栋梁。

传世文献中也可以见到极字的此类用法。《诗经·商颂·殷武》说：“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意思是说商邑为天下的主心骨，犹如今天我们说北京是国家的心脏。《后汉书·樊宏传》记樊准上疏引《殷武》“商邑”二句作“京师翼翼，四方是则”。李贤注说：“此《韩诗》之文。”可见《韩诗》经说已经将“四方之极”做了引申性解说，以商邑为四方所效法的榜样。将金文和传世文献综合起来看，不难发现《周礼》“民极”思想来源于西周金文任官“作四方极”的职官思想，并且有所发展：从“四方”转移到“民”上，变抽象为具体。“以为民极”即作庇护人民的栋梁。这也是《周礼》“民极”思想的基本含义。不过历代经学家对于“民极”之极的阐释仍然具有合理性，因《周礼》一书从“庇护万民”这个基本义出发，多层次展现了“民极”思想的内涵。

“民极”在《周礼》中的地位

“以为民极”在《周礼》一书的构建中也处于核心地位，是整部书的“脊梁”。《周礼》六官系统、六官职责都围绕“万民”问题而设计，以此来贯彻“以为民极”这个总纲。

《周礼·大宰》说，以六典治邦国。《周礼》一书的内容虽为职官编制和职官职责汇编，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周礼》六篇就是大宰所建《六典》，或者说《周礼》相当于《周六典》。根据大宰职文，《六典》编制的最终目的都落实在“万民”上：建《治典》“以纪万民”；建《教典》“以安万民”；建《礼典》“以谐万民”；建《政典》“以均万民”；建《刑典》“以纠万民”；建《事典》“以生万民”。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部《周礼》，为万民而建。《周礼》三百六十官的职责围绕纪万民、安万民、谐万民、均万民、纠万民、生万民而设计。《周礼》全书六官系统三百六十职官的活动也是围绕以上六条展开。具体的纪、安、谐、均、纠、生万民的职责落实在六大系统三百六十职官职责中。

《周礼》中各官职责都是以条文形式展现出来。例如，大司徒职责按照“大宰八法”，可以分为“官法”十五条，“官联”六条，“官常”三条，“官刑”二条。以上二十六条文基本上都属于《六典》纪、安、谐、均、纠、生万民的落实，尤其以十五条“官法”最为直接。

在十五条“官法”条文中，第一、第二、第四为地图法、土会法、土宜法，关涉土地质量及其物产资源，属于生万民、安万民的自然资源管理。第五、第六、第七分别是建王国法、建邦国法、造都鄙法以及“三易地法”，关涉社会组织建设，属于生万民、安万民的社会资源管理。而“三易地法”是三种质量土地的使用法，还是“均万民”的措施之一。至于第八的“以十二荒政聚万民”、第九的“以保息六养万民”、第十的“以本俗六安万民”，条文中就出现了聚、养、安万民，直接显示了与“大宰六典”中以生万民、以安万民、以纪万民的关系。第三“十二教法”是系统的、综合性质的教民法；第十三是六德、六行、六艺教民法；第十四是五礼教中法，第十五是六乐教和法。这四条职文显然为落实纪万民、谐万民而设。“大宰六典”中的“纪万民”还体现在大司徒官法第十一条“令五家为比”的比闾法中，以及第十二条稼穑、树艺以下“十二职事法”中。

大司徒为教官之长，但在二十六条“官法”职责文中，虽以“教万民”为中心，却以“养万民”为先，先养后教，养、教结合，纪、均而养，再辅之以纠，养成而教，体现了《周礼》“教民”思想的深刻性。而教民，只是“以为民极”的六典之一。《大司徒》职文在地官系统仍然属于大纲性质。具体的落实见于本系统大司徒的下属各职官。这样，“以为民极”出自总纲，体现于六典，综合于六官官长职文，落实于三百六十职官职文。利用这条线索来阅读和研究《周礼》，则“以为民极”贯穿全书三百六十职官，就能做到“纲举目张”。“以为民极”就是设官为民。

“民极”思想的源流和价值

“民极”根植于中华上古文化深厚的民本思想土壤。《尚书·泰誓》记载周武王率诸侯观兵于孟津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虽然此说在民之上还有一个天，然而我们不难从中得出民意即天意的结论。《左传》说“夫民，神之主”也就不难理解了。因此《泰誓》又说：“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个思想发展到《孟子》，则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之说。而传为“古文尚书”的《五子之歌》则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说，这是中华“民本”思想的源头。即使主张“霸道”的《管子·霸言篇》也说：“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而与《周礼》生民养民有关的思想也见于《管子·治篇》：“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官》“民极”思想正是上古礼乐文明时代“民本”思想的必然产物。

《周礼》“民极”思想不是古代“民本”思想的绝响。成书于战国晚期的《荀子·大略篇》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周礼》“设官为民”思想进一步发展为“立君为民”之说。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提出“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的君民关系说，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指出：“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唐代政治家魏征强调水与舟的君民关系。清代经学大师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说：“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无非人道所以生生者。”将百姓日用饮食提到“人道所以生”的高度。由此不难得出人民日用饮食即人道、即仁的结论，充分肯定满足人民大众物质生活需要的正当性。

《周礼》“民极”思想诞生于上古“民本”思想的土壤，在西汉以来的经学语境中获得进一步发展，衍生出民心、民意、民主、民权等多种命题，发展出利民、惠民、富民等经学政治思想，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从《周礼》的“设官为民”到当代的“为人民服务”，虽跨越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但两者的延续性、继承性和内在精神的契合度不言而喻。《周礼》中生民、富民等“民极”思想，为“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重要理念，提供了丰厚的传统文化滋养。可以说，《周礼》“民极”思想体现了中华传统经学积极“入世”、敢于担当责任的为学精神，是经世致用学术思想的最佳注解。

（作者：丁进，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周礼学史”负责人、湖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