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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宇坤为女儿嘟姐制作的汉字卡。
2022年8月,程宇坤的女儿嘟姐正在练习毛笔字。
刘刚在美国中文教师学会年会上做讲座。
姒玉明的女儿们为课文所绘的图。
但是对于中国青少年来说,学好中文并不容易。如何不断保持中文输入,如何避免失去学习兴趣,如何了解中文背后的深厚文化,如何借助新技术提高中文学习效率,如何选择合适的教材,这些都是中文学习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在海外汉语学习者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名中国少年。对他们来说,学好汉语不仅意味着在未来的发展中发挥自己的天然优势,也意味着传承中华文化。
对此,本版今日推出《华裔青少年学中文:如何打破学习瓶颈》系列报道,邀请相关专家、一线语文教师、中国青少年家长等。来表达他们的观点和分享他们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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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第一位母亲教中文。
程玉坤
我女儿渡劫学习汉语的道路在她出生前就开始了。当我怀她时,我已经在日本生活了3年,获得了硕士学位,并通过了日本N1考试。然而,因为我的学位课程是英语,我的日语口语不流利,渡劫的母语被定义为中文,这也是我和渡劫父亲的母语。我想象着杜姐姐慢慢长大,可以和我交流她经历过的喜怒哀乐。我们可以告诉她我们看到的星星和海洋。而这一切,如果她不会说中文,将无从谈起。
俗话说,老大照书养。初次为人父母的焦虑也体现在了对孩子的语言教育上。胎教、早教、读中国古诗、唱中文儿歌……由于我空前高涨的教育热情,嘟姐刚能坐稳就开始装模作样地听我读中文绘本,等她再大一些,每天晚上,我都为她用中文讲睡前故事。有些书讲得次数太多了,以至于时隔六七年后,当我拿起同一本书讲给嘟姐的妹妹桃妹听时,还可以靠记忆复述出大部分内容。10年前的国际物流业务还不如今天这么发达,为了让嘟姐能有持续的中文输入,我们每次回国再返回日本时,除了随身携带的中文绘本之外,还要再海运一大箱书。9年来,我们搬了4次家,但这些书一直跟着我们。
在绘本和妈妈故事时间的加持下,嘟姐的中文听说一直都很顺利,也形成了在家说中文、出门讲日语的模式。幼儿园中班时,有插班进来的中国小朋友不会讲日语,她还接受园长的委托做了半年多的小翻译。
其实,有很多家长跟我表示过困惑:“我们在家也都讲中文,可孩子就是不肯说,要么就是直接回日语。”其实细想下来,不难明白其中的原因。生活中使用的语言是有一定范围的,如果没有外部环境帮助孩子拓展语言使用范围,那每天在家中使用的无非就是吃饭、洗澡、睡觉等日常生活场景中的语言。长此以往,孩子的中文表达能力和实际的认知边界就会发生偏差,想聊的不知道怎么说,会说的又没什么有趣的。渐渐的,就会丧失关于这门语言的兴趣,自然也不愿意再开口了。而对于缺少中文语言环境的海外华裔青少年来说,绘本是拓展语言范围的有效途径。
前几个星期的某一天,嘟姐突然问我:“妈妈, 现在的店还分正店和脚店吗?”交流之后,我才知道她是从一档大宋奇妙游的栏目中听来的。当我们学习一门语言时,从来都不仅仅是学习语言本身,而是通过这门语言,去了解这门语言承载的文化及社会价值观等。我很高兴嘟姐能尝试通过中文去了解、去探索以及去思考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
到现在为止,嘟姐没有上过任何线下和线上中文班。倒不是觉得不好,而是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没了课程内容范围的限制和考试必考内容的约束,嘟姐的中文学得很是自在:想背古诗时就找一期《中国诗词大会》看看,不仅能跟着选手们玩玩飞花令,还能听听教授们的讲解;想学写字时,就在家里铺上宣纸,把之前背的古诗写一写。前一段,她跟我说想看《米小圈漫画成语》,我便买回来放在书架上,嘟姐两天就翻完了。虽然我知道她未必能理解每个成语的含义,但我认为在现阶段,保持住她对中文的兴趣和中文学习热情,比学什么都来得重要。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开始学英语时,录音机是唯一的听力设备。每次听过一遍想要重听,就需要把磁带倒到相应的位置,具体操作全凭手感。
如今,出生在国外的嘟姐和桃妹需要学中文时,科技与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学习资源的取得不再是限制学习的主要因素,给孩子在家中创造一个中文环境也不是有难度的事了。我相信,只要家长有一些规划,有一点坚持,孩子们的中文一定会越来越好。
现在,就是学习中文最好的时代。
(作者系在日本的华人家长)
如何闯过中文“听说读写”四大关
刘 刚
众所周知,任何语言学习都离不开对“听、说、读、写”这四大技能的培养。不同背景的语言学习者,掌握这四项技能的过程和难度是不一样的。
对正在学中文的多数海外华裔青少年来说,“听”这一技能也许是掌握起来最容易的一个。我有一个华人朋友,在他们家中,父母与孩子日常交流时几乎只用英语,但父母之间或他们与其他华人朋友交流时主要用中文。十几年下来,孩子虽然只能说一些简单的中文词汇,但对中文日常对话的理解却没有太大的困难。
与“听”相比,对“说”的掌握则要困难些。因为它不仅需要父母对孩子保持长期的中文输入,也需要父母坚持要求孩子用中文进行回应,从而保持他们中文输出的能力。这对只有一个孩子的华人家庭来说不难实现,因为如果父母只用中文跟孩子交流,那么孩子在家庭中的语言交流选项就比较少,练习中文表达的机会也会更多,日积月累,就能保留较好的中文听说能力。而在有两个孩子以上的华人家庭里,则常常会出现“年龄越小的孩子中文会话能力越弱”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主因并不是父母的懈怠,而是因为年龄较小的孩子在家中会有更多语言交流选项。在跟父母交流时,他们虽然还用中文,但在与兄弟姐妹交流时,会自然转换成使用起来更“顺口”的当地语言。久而久之,他们的中文表达能力会因为缺乏练习而弱于哥哥姐姐。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是听说都很好的华裔青少年,如果没有受过系统的中文语言教育,当需要用中文进行更复杂的描述、更正式的表达或逻辑性更严密的论辩时,他们的中文听说技能就会展现出匮乏的一面。
与“听”、“说”这两种多少可以通过自然习得的技能不同,华裔青少年读与写的能力,如果没有经过长期系统的学习和训练,是几乎培养不出来的。“写”应该是四项技能中最耗时也最难培养的一项技能。很多在大学选修我中文课程的华裔学生,在听、说、读3方面都已经达到接近中文为母语者的水平,但是在写作上却只能达到外语学习者的高级水平。 他们无法自由运用更生动、更贴切的词汇和句型去进行更文学化的描述,也不能用更复杂和地道的方式去给文章谋篇布局、进行环环相扣的论证。所以,对绝大多数语言学习者来说,“写”是一项几乎需要用一生去慢慢学习的技能。
正是因为“写”难以一蹴而就,“读”就成为海外华裔青少年中文技能培养的关键。海外华裔学生如果想在中文能力上实现质的飞跃,就必须要尽早闯过“读”这一关。然而,就现有的资源和环境来看,“读”这一关也恰恰是中文学习相对难“过”的一关。要培养海外华裔学生“读”的技能,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几个主观和客观条件:主观上,学生需要认识大量的汉字,尽早完成“读字”—“读句子”—“读段落”—“读文章”的过渡;客观上,市面上需要有大量适合学生不同阅读水平的中文分级读物,以帮助他们逐步巩固、提高阅读能力。前两个条件,只要学生能通过家庭或课堂教育获得持续的认字和阅读训练,应该不难实现,但要满足第三个条件却是一大挑战。
我在教会女儿基本中文词汇和阅读技能之后,曾尝试寻找一些适合她年龄段的中文童书来提高她的阅读能力。但在一通搜寻之后,我发现目前市面上能引起她阅读兴趣又适合她阅读能力的中文童书很少。一本标明适合5至8岁儿童阅读的中文童书,在语言难度上往往没有进行分级。这样的童书,让国内5至8岁的孩子独立阅读尚且有难度,对于缺乏中文大环境的海外华裔儿童来说,要读懂其中的内容,没有十几年中文学习的苦功根本做不到。而当他们经过苦学终于能读懂书中文字时,却可能因为书中内容偏低龄化而无法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
因此,我认为,上述中文童书内容和文字难度上的“鸿沟”是导致一些海外华裔青少年过早丧失对中文的阅读兴趣、无法在中文学习中更上一层楼的主因。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汇集人力物力,创作出大量既有趣、又适合海外华裔青少年阅读能力的分级读物。
(作者系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现代语言系教学副教授,中文项目负责人,美国中文教师学会、西宾州中文教师学会董事会成员。自2010年起,作者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现代语言系任教至今,曾开设多门初、中、高级中文语言课程以及中英文文化课程。)
我的中文教材“供给侧改革”
姒玉明
2011年初春的一个周日,我当时负责的一所中文学校四年级(在该校是最高年级)的老师临时请假不能到校上课。由于找不到其他人,便由我代课。但因事先毫无准备,不知从哪里开始,我便先问学生:“你们喜欢学中文吗?”
“No!”不少同学答。
答案有些出乎意料,我接着问:“为什么呢?”
他们说:“太无聊、太平淡……”那天的课堂后来变成了吐槽大会,从课本到作业,他们都找出了不喜欢的理由。但仔细一琢磨,我发现他们罗列的理由中并没有“太难”这一项。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他们不喜欢中文的理由不是太难,只是课文内容不合适而已。
一般而言,一个人要学一门语言,一是凭兴趣、爱好;二是不得不为之;三是要有用处。由于美国的高中毕业生学术能力水平考试(SA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CT)不考中文,所以上面所述学习语言理由中的后两项无解,可考虑的就是趣味。当时,我的两个女儿都在四年级的班上。为了不让她们怨声载道,以至于哪天就撂挑子,我决定参与到她们的中文学习中去。怎样参与呢?我想出的办法是为她们编中文教科书,并亲自教她们。
编教科书涉及选材问题。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我针对两个女儿列举的不喜欢学中文的理由,着重考虑了课文内容是否有趣味和针对性。我边编边教,她们边学边问,并直率地表达各自的意见和感受。虽然她们不能告诉我怎样才能编出好的课文,但能告诉我什么是她们不喜欢的课文。为了进一步鼓励两个女儿,我请她们帮忙绘课文插图,修改英文注释。有了参与感,她们对这件事开始感兴趣。
事实证明,她们之前并非讨厌中文,也不觉得中文有多难,只是不喜欢当时所学的课本,因为有些内容与她们的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脱节。基于此, 我就从她们的视角出发选材、构思,用她们能明白、欣赏的语言叙事。比如,她们的英语课文中,大部分都属于非虚构类内容,其中又以说明文、记叙文和科普课文为主。所以,我编著的中文课文就涵盖了生物、物理、化学、法律、历史等科目。这样,她们的中文课就和在学校正在学习的其他科目相辅相成了。
两个女儿对更广阔世界的好奇心和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求知欲,让我不停地编、不停地教。经过3000多个昼夜的努力,我们针对海外华裔编出了一套从学前班至AP(美国大学预修课程)的中文教材,取名《整全教育中文》。这套书将文字、语言、文学等整合在一起,不仅让学生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传统,而且帮助他们提升文学修养和语言表达能力,培养注重细节、条理的习惯以及塑造优秀的品格。
我们全家借助中文教学这个平台,十年如一日地做了这一件事。其间,学中文让我们有话可说、有事可谈。因此,家里基本上没有出现过“不学中文、母慈子孝;一学中文、母吼子叫”的状况。在我们家,常见的情景是,全家人认认真真地对每篇中文课文、每个细微之处反复探讨、质疑和修改。那些难忘的时光与岁月,从来不需要提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已经成为我们家宝贵的财富。
(作者系《整全教育中文》编著者、整全教育网课发起人)
文化教学和语言教学相辅相成
陆 思
我旅居西班牙已逾3年,其间,有幸成为一名中文教师,站在讲台上说文解字、传播中华文化、讲述中国故事。
在两年多的教务教学工作中,我接触到了不同年龄段的华裔学生。他们对中文的理解和运用,对祖籍国文化的探知和感触等,正是我和同事们进行教学研究和教学方案调整的依据。
我所在的学校——西班牙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已有27年的办学历史,目前在巴塞罗那市及周边地区共开设六大校区、加上“孔子云课堂”网络校区,共有学生2000余人。这些学生中有90%在西班牙出生和长大,从小学阶段就在西班牙接受教育的人数占比更是高达98%。他们平时使用中文的机会不多,加之在当地学校学的语言,无论是拼读、书写还是语法都与中文不同,所以在学习中文的道路上最大的挑战是缺少中文语言环境。
如何给学生创造一个更好的中文语境呢?老师们的方法是制定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的教学方案。
针对学龄前儿童,学校的课堂教学以说好中国话、培养幼儿用正确语序进行表达为主导,通过老师讲解绘本故事、幼儿复述、幼儿自主讲解小故事等方式,培养幼儿的中文表达能力。此外,辅助教授有关汉语拼音的基础知识、识读汉字等内容,以让幼儿从小爱上说中文。
对小学阶段的学生,教学方式由老师主讲、学生听课调整为利用合适的课文内容编排课本剧、学生变身小老师讲课等形式,让学生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激发其学习中文的兴趣并提升其理解和运用中文的能力。
针对已具备一定中文基础的初高中部学生,通过主题辩论会、朗诵比赛、话题讨论等形式,锻炼其中文构思、写作、运用、表达等方面的能力。
课后,老师还会通过成立“微信故事群”、举办“读文打卡大赛”等方式,帮助学生巩固课堂知识。此外,在即将到来的新学期,学校计划每周一至周四开设“周中精品在线课程”,为学生提供与国内同步的《语文》课程。
帮助中国学生学好汉语,除了努力营造汉语语境,还需要营造中国文化氛围。
在笔者看来,首先,在课堂教学中要注意与中国文化的结合。每一个汉字和成语都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语文教师需要用有效有趣的方式传达给学生。
其次,结合中国传统节日进行语文教学。例如,每当有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等。学生可以通过手工、书法、绘画、游戏互动等多种形式,记住这些节日,感受课堂上的节日气氛,从而获得文化认同。
最后,要积极参加相关机构组织的特色文化活动。以今年暑假为例,我校带领学生参加了“情系中国为你讲故事”在线夏令营、“大运河文化”在线体验营、“中国传统文化双师大讲堂”等活动,让学生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正如巴塞罗纳孔子文化学校董事长马卓敏所说:“开办中文学校当然需要教孩子学中文,但教孩子学中文的根本目的是传承文化。”的确,传承文化与语文教学相辅相成,是提高语文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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